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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集体记忆这回事

2017-5-14 10:35| 发布者: perfect| 查看: 1289| 评论: 0


一则颠覆性的科技新闻让我重新关注“记忆”这一话题。来自麻省理工和理化学研究所的美日科学家在《科学》上宣称,他们的实验表明,过去人们公认的记忆规则很可能完全错了——原来的说法是,先有短时记忆,后有长时记忆,二者的关键联系是海马体。在那里,短时记忆被加工成为长时记忆,然后储存在皮层之中。而今他们的解释是,当信息进入大脑,一开始就形成了两个一模一样的记忆拷贝,一个存在海马体,供当下使用,另一个则由皮层永久保存。

原有的解释主要基于H.M等脑损伤患者的海量研究。这一点,我曾专文论及。那么现在的解释能够彻底推翻过去60年的研究成果吗?我觉得还需审慎。因为现在的结论是基于小白鼠的动物实验,未及人类。同时科学家也不否认,海马体很可能在记忆机制中仍然扮演着关键角色,至少有利于长时记忆的“成熟”。

记忆研究中的复杂与反转,折射出科学家的求真精神。正是与他们比较,我才对滥用“记忆”一词的人文学者感到难受。也正因如此,我才建议,在涉及集体、国家、社会等大词之时,最好不要动辄拿“记忆”说事。很多时候,罗兰·巴特所谓的“神话”比“记忆”更接近事实。起码神话的定义很明确:“一个社会构建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念的复杂系统。”

在此之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就已经准确地把论述政治的著作命名为《国家的神话》。同样的道理,我认为像《记忆的战略》这样的书名,换成《国家神话的战略》更合适。因为它讨论的,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组织为了维系自身存在,如何构建信念系统的过程,一如作者给出的副标题:“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修辞维度”。是的,如果嫌神话这个词太直白不好听,用“认同”也是可以的。

国家不是天生的,人们不会对它有自然而然的归属感。因此国家会运用各种办法,促使人们对它产生认同。这种建构国家认同的普遍现象早已有人论述,譬如《想象的共同体》,那就是一本揭示“民族国家”建构的经典著作。可是,很少有人详细叙述国家认同的具体建构过程,行政的统一、符号的操纵、历史的修正、身体的规训、观念的培育等等,这些手段究竟如何运用,效果怎样,都是很有趣的课题。《记忆的战略》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的重点不是国家认同的宏观概括,而是分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M.莱恩·布鲁纳(M.Lane Bruner)把他关注的这个维度称为“修辞”,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审慎态度。修辞原本指的是运用诸多手法达到较好说服效果的语言技术,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修辞术或雄辩术。但是在我看来,作者在《记忆的战略》里讲的修辞维度,不像比喻、借代、反讽或设问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为了更准确更动人的表达而使用的技术。他所谓的修辞,更接近于叙事本身。用大白话来讲,它几乎包括了故事创作和故事技巧的全部内容。而这些内容,不但需要语言学、叙事学,也需要符号学和心理学,其目的是充分利用话语,针对被说服者的认知特点,达成有利于说服者的心理操纵。而这种心理操纵,往往成为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

书中布鲁纳截取了几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来讨论修辞与认同之间的关系。他分别论及了三个国家:柏林墙倒塌前后的西德、苏联解体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中的俄罗斯,以及上世纪90年代意图从加拿大独立出来的魁北克。作者明确指出,西德的国家认同叙事建立在将自身定义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身份的基础之上;俄罗斯的叙事策略则是把摆脱苏联解体阴影,拥抱叶利钦的经济政策与“民主”画上等号;而魁北克人呢,他们追求独立的深层动机历来是“保护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化免遭英裔加拿大人的霸权影响”,但是国家认同的修辞策略却是保护“多元文化主义”。

历史事实总是无法完整地嵌入国家认同的叙事模式,然而心甘情愿地削足适履,仍让我惊奇。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德时向公众表示,以任何方式参与二战的成年人都已不在人世,那些年轻的士兵也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明知他的的话有悖于事实,但西德人为之鼓舞。他们觉得里根清晰地传递了一种联邦德国“没有纳粹”的善意,能让所有西德人摆脱内疚,重拾民族的自豪感。

与里根的言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德联邦议会议长耶宁格(Philipp Jenninger)在1988年纪念“水晶之夜”50周年的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它被时人形容为一场灾难。如果概括演讲的内容,耶宁格似乎一点没错:追问当年德国人为何被纳粹主义蛊惑的原因,同时强调德国人应该直面历史勇担责任。然而事实却是,演讲尚未结束,就有五十多位议员离席抗议,所有媒体都指责他言语不得体,缺乏对历史的理解,而他本人也在演讲后的第二天黯然辞职。

布鲁纳认为,耶宁格的“失败”不只在于演讲方式糟糕和逻辑紊乱,更在于他违反了西德人默认的国家认同叙事的所有原则。例如不得具体讨论纳粹主义的起因,或暗示纳粹主义在德国存在历史上的延续性;没有保持批评纳粹的距离感,也未能及时充分地赞美当下的民众,更没有把当年的加害者与受害者截然地区分开来。很显然,耶宁格完全不明白,在国家认同的修辞策略中,“错不在我”的社会心理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总体而言《记忆的战略》篇幅虽小,视角独到。不过我觉得,作者对“记忆”这个概念不假思索的误用还是可能造成理解的混乱。其实就像我说过的那样,神话、认同、叙事、心理,哪一个词都比“记忆”准确。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再强调一下,根本没有集体记忆这回事。

那么,为什么人们喜欢滥用“记忆”呢?首先是因为“记忆”具有很强的隐喻性(metaphorical)。它是一个非常鲜活生动的修辞手段,可以成为众多事物的象征或比喻。尤其当人们对群体持一种“社会有机论”的态度时,“记忆”就更容易被利用了。而实际上有些时候,“集体记忆”就是“历史理解”的修辞。在另外一些场合,“集体记忆”又成了“民族意识”的喻体。

在《记忆的战略》里常常提到的“公共记忆”也是这样,逃不脱把群体当身体的观念大前提。殊不知,当一个群体被看作一付身体时,每一个个体自然就成了部分,乃至细胞,生生灭灭无关宏旨,甚而死不足惜。若是与群体不合,被视作不洁、病变、癌细胞,那也是顺理成章的。

除此之外,我曾写到过,个体记忆的某些特点,恰恰正是遭人利用的弱点。譬如空洞的熟悉感,信息处理的过载状态等等。但是还有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我觉得应该一提。这就是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于1985年提出的“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他认为,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可能会进行记忆的分工,需要时还会共享分别存储的记忆。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让另一个人保存某个信息,此后可以通过向后者询问的方式获得这个信息。那么,“交互记忆”是不是所谓集体记忆的基础呢?答案是否定的。

实验证明,恋人、朋友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确存在“交互记忆”的活动。但这种记忆方式,仅限于成员彼此高度信任的前提下。即便如此,这种记忆仍然不大可靠。韦格纳承认,从逻辑上讲,交互记忆的可能性建立在个体的“元记忆”基础上。换句话说,你不但要了解自己拥有哪些方面的记忆,还得了解别人拥有哪些方面的记忆,才能在解决问题时知道求助于谁,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沟通中的普遍困境。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好证明,集体记忆的不可能与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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